陶大镛先生的故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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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3月12日，陶大镛出生在上海商务印书馆的一个排字工人家庭。他的父亲16岁就当起了工人，长期在商务印书馆排字车间做工，家境贫寒。陶大镛从小就勤奋好学，学习成绩一直很优秀，读完子弟小学之后，接着上初中。但是，当他踏进初中二年级时，因父亲失业而不能继续读书。后来通过亲友的帮助，改为半工半读，勉强维持到初中毕业。这时，他的父亲要求他去工厂做工，但他并不甘心就此辍学，而是想方设法地投靠免费的学校，于是他进了江苏省立上海中学高中商科。由于他的学习成绩优异，他读到高中三年级上学期就提前毕业，进了一家电机制造厂当簿记员。
　　满目疮痍的旧中国，民不聊生，亿万民众受欺压受凌辱，租借地区挂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这些都深深刺痛了他的心。陶大镛渐渐明白，国富民强之日，才是中国人扬眉吐气之时。然而，要振兴中华，必须发展民族经济，这引发了陶大镛对经济学的偏爱。他利用业余时间刻苦学习数、理、化等课程，终于考上了学费较低的中央大学（现南京大学）经济系，从此与经济学科结下了不解之缘。

（一）

       “我是1936年秋天考入中央大学经济系的。在一年级时，只知道发奋读书，不大过问政治。那时还要写些稿子，靠点稿费维持自己的生活。1937年夏，‘七七’事变爆发后，由于祖母和父亲病重，我回到了上海。七月底八月初，在三天之内，祖母与父亲相继去世，我是独子长孙，那年才20岁，刚刚料理完丧事，谁知‘八一三’上海战事又起，全家从闸北逃到租界，挤住在一间小阁楼里。我仍靠写稿子维持生活。正在这时，收到学校来信，中央大学决定迁移到重庆，要我赶快回南京去报到。我到底去不去？思想波动很大，真是左右为难。幸好在商务印书馆工作的二姐夫鼓励我走，他说今后母亲和姐姐的生活由他负担。就这样，我两手空空，只背了一个布袋，在炮火中匆匆离开了上海，由于没有钱，我从上海步行到镇江，在镇江遇到了同学，一起回到南京，又从南京乘船同赴重庆。我们乘着一艘货轮，住在船的底舱到了武汉。在武汉等船时又遇到日本飞机轰炸，过三峡时历尽艰险，终于在1937年9月初赶到了重庆。”

                                                                             ———陶先生2001年自述（陆方整理）

       杨国昌（陶大镛先生的硕士生，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跨进大学校门以后，陶大镛先生怀着强烈的求知欲望，读了一本又一本“古典的”和“庸俗的”经济学著作，同时还挤时间写些文章，靠微薄的稿费来维持生活费用。在学生时代，陶先生想当记者，办刊物，有时也曾希望到中学去教书；虽然羡慕过大学教授的地位，也向往过出国留学，但当时对于他而言，只是一种奢望而已。当初向上海《时事新报》经济版试投了《中央储备银行的职责》一文，很快就被刊登出来了，这是他的“处女作”，当时他喜出望外。那时，他把全部心血都倾注在书堆里，根本没有时间关注现实的社会经济生活。直到后来他祖母和父亲在贫困中相继去世，再加上抗日战争爆发，在这种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的现实面前，他开始考虑现实的社会经济问题了。

（二）

        “从1937年到1940年大学毕业，在大学二、三、四年级的几年里，我都是在沙坪坝度过的。那一段难忘的岁月，很值得回忆。当时生活十分艰苦，中央大学是借重庆大学的一侧，在松林坡上盖起了一片简陋的平房。集体宿舍是几百人一大间类似仓库式的平房，睡的是双层床、上下铺。洗脸间是半露天的，每个人的饭碗都放在脸盆里。饭厅里八个人一桌，大家都站着吃饭，伙食由学生会自己管。虽然有时要‘抢’饭吃才能吃饱，但每餐还能四菜一汤。当时四川桔子、花生都很便宜，桔子一角钱一大筐，偶尔还能打打牙祭，生活是苦中有乐、富有朝气！只是，像我这样的穷学生就更困难了。当时我在重庆举目无亲，冬天只有一件绒衣，经常是光着脚穿球鞋，在重庆大学的操场上跑步。有一次得了疟疾，没有钱买药，我睡在上铺直发抖，同学让我换到了下铺。一天晚上，我起床到门口解手，不觉晕倒在尿桶边，恰巧后来天下雨了，感到脸上发凉才醒过来，当时幸好年轻，醒后坚持站起来，洗了脸再回到床上。
　　那时生活虽然艰苦，读书空气却很浓。我们的教室十分简陋，图书馆阅览室也很小，但是藏书不少，主要的参考书都有。大家学习刻苦勤奋，到图书馆还要早去抢座位。我们的学习还常常受到日本飞机轰炸的干扰。在1939年‘五四’大轰炸期间，每逢下午一拉警报，我们就要跑进防空洞。即使在防空洞里，同学们还在学习，或看小说，有人还朗读莎士比亚诗句……警报一解除，学校就上课，秩序很好。当时中央大学拥有很多具有学术权威地位的名教授，对学生们影响很大。如宗白华先生讲美学，方东美先生讲康德哲学，沈刚伯先生讲西洋史，孙本文先生讲社会学原理……我很喜欢听沈先生讲课，他一上讲台，不仅教室里坐满，连窗口，地上都站满、坐满了人，各系学生都可以自由地来听课。教授们教学认真，中午也不回家，他们生活相当清苦，常常是吃一碗阳春面就当了午餐。学生们课余去请教，他们也不怕麻烦，因此师生间感情深厚，关系十分融洽。当时的教务长童冠贤先生，在经济系讲‘西洋经济史’也很受学生欢迎。我在二年级时，因成绩不错，已获得奖学金，在‘西洋经济史’的考试中，我用中英文同时答卷，童先生颇为赞许，鼓励我博学，还经常借书给我。
　　当时的同学，不仅学习刻苦，而且关心时事，抗战气氛浓，爱国热情高。可是校内的政治情况很复杂，每届学生会改选时斗争都很激烈，国民党通过‘三青团’操纵学生选票。有一批‘三青团员’、党棍子，早该毕业了，还不走，一呆就是六七年，他们是‘职业学生’，为反动政治服务的。那时校内也有我们共产党的地下组织活动，在那艰苦的抗日战争年代也培养出了我们这些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
　　我在大学一年级时，不大过问政治，很幼稚；二年级到重庆后受抗日战争影响，接近进步同学，逐渐接触了进步书刊。我读了列昂节夫的《政治经济学》后，才认识到资本家是如何剥削工人的。当时我激动地一口气读完了这本书，我懂得了人怎样变成了‘会说话的工具’，我懂得了‘儿童的鲜血怎么会变成金属货币’，我更懂得了资本主义的工厂又怎么会变成苛罚的拷问室。从这时候起，我不再把父亲之死只看作‘个人的悲剧’，我深切地理解到它是一个‘时代的悲剧’了。从这时起，我不再为资产阶级的‘庸俗经济学’所麻醉，我狂热地开始追求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了。从这时起，我不再消极地憎恨旧社会，我勇敢地愿为新社会的创建而努力了。”                                                                  
                                                             ———陶先生2001年自述（陆方整理）
        沈越（陶大镛先生的博士生，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分党委书记）：陶大镛先生是一个有人文精神、人文关怀的人，我觉得他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兴趣和研究，是和马克思主义的人文精神和人文关怀有很大联系的，也跟他的家庭出身有关系。他经常向我们提到他是一个工人的儿子，所以他对社会底层、弱势群体，倾注了自己的热情和心血。

（三）

        “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我到北京时，有人问我是如何接受马列主义的，我说，就是从学习《政治经济学》开始，联想到我的父亲，他从16岁起到去世，一直是商务印书馆的排字工人。我从小就常到排字车间看父亲排字，他瘦弱的身影，他苦难的一生，给我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他去世时才49岁。我读了《政治经济学》，才懂得像父亲那样的无产阶级是怎样受资本家剥削的，也就是从那时起，我思想有了转变，接受了马列主义。此后我真是如饥似渴地要求学习，起初，找不到《资本论》，我就念英文本；后来，我拿出奖学金的一部分，托人到香港买了三本英译的《资本论》，在一个暑假里就把它念完了，这部书我至今还保留着。”                                                ———陶先生2001年自述（陆方整理）

         赵春明（陶大镛先生的博士生，我校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副院长）：多年来，陶大镛先生对《资本论》这部“工人阶级的圣经”，总是爱不释手，即使在颠沛流离的艰苦岁月中，也一直把它带在身边。现在我们翻开他珍藏的这部著作，从页边下注明的日期，还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当时的读书进度。显然，当时学习《资本论》对于他的政治启蒙以及后来在经济科学上的造诣，是起了重要作用的。利用学校放暑假的机会，他一口气读完了这本著作，并且马上用“卡奇”的笔名，在重庆出版的《读书月报》（1940年）上发表了《我是怎样读<资本论>的》一文，介绍他读《资本论》的体会。他的笔名“卡奇”取意卡尔·马克思和伊里奇·列宁。从中我们不难看出陶先生对马列主义的追求和信念。而且正是这种坚贞不渝的信念，成为了先生日后历经坎坷曲折、努力探索真理的力量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