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主义教育的大师——李书田（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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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闻迟

       2009年，美国能源部部长、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朱棣文访华，在此期间他特地前往天津，并在天津大学（原北洋大学）做了演讲。为何朱棣文要去天津呢？原来是为了追寻外祖父的足迹，感怀老人的母校。朱棣文的外祖父正是北洋大学历史上执掌学校时间最长的校长——李书田。李书田说来也是个传奇式的人物，一人获得了三个美国博士学位，历任唐山工学院、北洋工学院（即北洋大学，1928年更名为国立北洋工学院，1946年复校时恢复北洋大学原名）、国立西北工学院、西康技专、贵州农工学院等多所高校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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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0年2月10日，也就是《辛丑条约》签订的前一年，李书田出生于河北秦皇岛市卢龙县新房子村。李家一门出身行伍，多出武秀才，李书田的父亲李星五是一名武监生。李书田有一位兄长，比他大十岁，李星五为之取名书华，字润章，而李书田则取字耕砚。单从名字就能看出李星五对兄弟二人寄予了极大厚望，希望他们能够成为有学问的人，光宗耀祖。后来，这两兄弟也不负他所望，双双成为著名学者。

       1912年李书华与第一批留法俭学生赴法留学。李书华的出国给了好读书的李书田一个目标，那就是要像哥哥一样，发奋读书，出国留学。第二年，李书田就考入了永平府城卢龙的直隶省立第四中学，即“永平府中学堂”。1917年，李书田以优异的成绩从第四中学毕业，进入北洋大学预科班。

    在北洋大学读书期间，李书田埋头书本，很少理会各种政治活动。五四运动发生后，天津学生立即响应，北洋学生会也组织学生参与游行。负责宣传鼓动的学生找到李书田，希望成绩优异的他能够积极响应，但是李书田认为学生就应该一心读书，不可以随便上大街，还劝当时的北洋学生代表孙越崎（后来成为著名的石油地质学家）不要带头瞎胡闹毁了学业。主事的人见劝不了李书田，很生气，李书田担心学生游行会影响学校正常上课，也很生气。

    “学潮”过后，有参与学潮的人离开北洋大学，其中就包括李书田很是欣赏的孙越崎，这让李书田心里不是很好受。心里难过的李书田将所有精力都投入到学习中，越发地刻苦。与李书田对门的张度曾回忆说，他自己在北洋大学算是起床很早的人了，但是李书田比他还早，每每自己梳洗完，李书田早已经在大楼绘图室了。北洋大学有晚间十一点熄灯的规定，但是熄灯后，李书田却仍用小煤油灯继续读书。如此的勤奋让李书田在北洋大学期间一直名列本科班榜首，并以土木工程科第一名的成绩于1923年毕业。

    大学毕业的李书田考取了赴美官费留学的资格，进入美国康奈尔大学攻读土木工程。当时考取官费留学资格竞争很激烈，李书田的同级校友北洋大学矿冶专业的陈立夫也参加了考试，但没考上。这位后来曾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的校友晚年回忆说，有李书田参加考试，自己考不上也是应该。可见在当时的同学中，李书田的优秀是大家有目共睹的。

    在康奈尔的三年，李书田整日地泡在教室、图书馆和实验室，平均成绩高达99.5分。三年后，李书田以一部60万字的《铁道管理经济》获得康奈尔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50年，李书田再次赴美，继续攻读康奈尔大学的土木工程学，获得了博士学位。李书田的学习并没有在此止步，古稀之年的李书田在闲暇时间自学了地质博士课程，再一次获得博士学位，成为了荣膺三个博士学位的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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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书田执掌过多所高校，但独独对于母校北洋大学有着极为浓厚的情结，凡是跟北洋大学有关的事他都会积极响应。这种母校情结并没有什么不妥，但在当时抗战和高校重组的特殊背景下，却一次次地给他带来麻烦。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为了保存教育的火种，华北多所高校内迁，其中就包括李书田任院长的北洋工学院。当时的李书田已经归国10年之久，期间还曾执掌过交通大学唐山工程学院。在归国之初，李书田受到母校校长刘仙洲的邀请，回母校讲授水利学课程，1932年，原北洋工学院院长蔡泽远因病请辞，推荐李书田回校继任这一职务。对母校心怀感激的李书田收到邀请便欣然接受，赶往赴任。

    内迁时，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在西安成立国立西安临时大学，李书田以北洋工学院院长出任临时大学筹委会常务委员。但是由于战火蔓延，西安临时大学仅仅存在6个月，1938年3月便从西安迁往陕西汉中，同年4月改称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在迁校之前，联大曾派出师生前往汉中探路并接洽建校事宜。当时汉中驻军较多，不仅有阎锡山的军队，还有一支美国飞行队也驻扎在这里，房源相当紧张。联大师生在褒城停留多日，但汉中这边仍然没有找到办学地点和住房，筹委会不得不临时改变计划，将学校迁往城固县。1938年7月，根据教育部令，西北联大工学院独立成校，院址仍在古路坝，李书田出任筹委会主任。李书田的波折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工学院独立伊始，李书田不同意将学校称为“西北工学院”，执拗地认为校名应该是“北洋工学院”。当时的教育部长是李书田的好友陈立夫，陈也是北洋校友，但他不敢答应李书田的要求。为什么？因为把这批学校永久地置留西北已是当时国民政府的既定战略，将内迁来的高校改校名，缀以“西北”二字，正是实施这一战略的一个关键步骤。况且，组成西北联大工学院的不止北洋一家，还有北平大学工学院、私立焦作工学院和东北大学工学院及一些零散师生，要是定名“北洋”，其他院校的师生肯定不同意。为此，陈立夫多次劝说李书田，两人关系一度闹僵，陈立夫只好请来当时在搞石油的孙越崎前去劝说。前面说过，李书田在北洋念书时曾劝说过孙越崎不要参加学潮未果，这次孙越崎劝说李书田一样没能成功。最终，在北洋校友、时任国民政府交通部部长曾养甫的软磨硬泡下，李书田才勉强答应将学校称为“西北工学院”。

    未能使母校“复名”，李书田对此耿耿于怀。或许是出于“既然名字不能叫，我按以前的规矩来总可以吧”的想法，李书田坚持对所有教授进行考试，以结果评定职称。这一考，原北洋的教师级别都未动，其他学校的教师却来了个“大降级”：教授几乎都降为副教授，副教授降为讲师，讲师降为助教……对于这个结果，李书田应该是心里有数的，毕竟当时北洋大学的水平是国内公认一流的，他也从不掩饰自己的这种优越感，在言语之中毫不注意，时不时流露出看不起其他院校师生的意思，这就犯了众怒，使得西北工学院内形成了其他院校师生与北洋师生对立的局面。有人劝过李书田，但李书田的倔性子上来了，谁的话也不听。教授考试事件后不久，李书田未与筹委会其他成员商议，又推出北洋大学的“传统”末位淘汰制：凡考试两门功课未及格者必须留级。北洋大学的学生早就习惯了这条规矩，但是其他院校学生不同，他们水平本就参差不齐，又经过这么多次的搬迁和重组，客观上学业是受到了影响的，忽然来这么一条，自然难以接受，矛盾就这么爆发了。

       1939年元月中旬，原北平大学工学院的一些学生结队来到办公大楼院内，与原北洋工学院的学生发生冲突，两边棍棒相对。冲突发生时李书田不在，原北洋大学教师潘承孝和周泽书前来劝阻。在劝阻的过程中原东北工学院学生也结队来到办公大楼院内，一时砖石齐飞。原北洋大学人少，潘、周两人急忙带领北洋学生退出。李书田得知这件事后勃然大怒，下令全院停课，并坚持开除三名闹事的学生代表，学生不同意，两方僵持不下。没过几天，就发生了“驱李事件”。原北洋大学学生陈之藩曾对“驱李事件”半带调侃地回忆说，其他学院的学生不喜欢李书田，被降级的老师更不待见他，一天夜里，被“贬”的人每个都到厨房拿了一根柴火棍，在李书田的宿舍前大喊：“李书田，你出来！”李书田出来了，大家一拥而上，就这么把李书田打跑了。

    是否“打跑了”有待考证，但由此李书田确是离开了城固。1939年3月，李书田愤然率领约200名北洋师生南下四川，扬言脱离西北工学院，要在四川“复校”。对于李书田此举，教育部很是震怒，下令沿途不许为其提供方便，断了一行人的水陆交通。不久，曾劝说过李书田的曾养甫再一次作为“说客”，和新任西北工学院院长赖琏前往广元劝导这批师生回去上课。在答应了学生两个条件后，学生随他们返回城固。但李书田执意不回，两人带着学生无奈离开。陈立夫为了此事又一次批评李书田，说他“作风霸道，不善团结”。

    四川“复校”失败，李书田并没有放弃，辗转到了西康。当时国民政府刚刚在西康建省，陈立夫就让李书田在西康筹办技艺专科学校（即西昌学院的前身）。接到消息的李书田发誓要把西康技专办成北洋大学式的学校。

在西康办学期间，李书田知晓西南矿藏丰富，大力支持找矿事业，后来攀枝花大型铁矿的发现有他不小的贡献。1940年，李书田派采矿教授刘之祥和国民党西昌行辕地质专员常隆庆同行探矿，两人于年底返回后分别整理资料并发表了矿产调查报告。李书田曾撰写过一篇名为《攀枝花巨型铁矿发现之由来》的回忆文章，详细写明了他委派刘之祥教授探矿的事情，并说还曾受到教育部和西康省主席的表扬，但现有的记载中一般将常隆庆作为攀枝花铁矿的发现者，刘之祥教授鲜有人提。不管是出于何种原因，刘之祥教授对攀枝花的发现功不可没，不应该被人们所遗忘。

    在西康待了两年，李书田又被教育部任命为国立贵州农工学院（现贵州大学的前身）院长，但他一心恢复北洋大学，在贵州待的时间并不长。就在到任的次月，李书田借中国工程师学会及各专门工程学会在贵阳举行联合年会之机发起了北洋校友临时大会，主张复校，校友们一致同意，但教育部以拨款困难为由，未予采纳。于是他又提议私立复校，筹款办学。第二年夏季，李书田毅然辞去农工学院院长一职，专心搞起私立北洋工学院的筹备工作。功夫不负有心人，1943年3月，教育部将浙江南部泰顺县的省立英士大学改为国立，其工学院独立划出，命名为泰顺北洋工学院，独立招生，李书田的北洋复校之路跨出了第一步。

       1944年5月，李书田回到西安，开始盘算复校的下一步。考虑到实际的各种状况和需要，李书田在西安申请筹办了“北洋工学院西京分院”。可惜好景不长，1945年教育部长易人，新任部长朱家骅与陈立夫不同，他不是北洋校友，对北洋复校之事比较冷淡，处事完全依据形势而定。6月份，因李书田多次发电请求拨款，朱家骅给出了这样一份复电，说：“西京分院催款电报，雪片飞来，为解决国家经费困难，决定撤销西京分院，将现有学生合并西北工学院，待抗战胜利后在津复员。”李书田飞往重庆交涉未果，只好转而求助北洋校友，勉强维持学校运作。几乎同一时间，泰顺北洋工学院也收到了教育部命其归入英士大学的电令，两校惶然。

    不愿意被合并的两校师生自行开展护校斗争，各地校友也对并校的命令不满，纷纷致电教育部，恳请收回成命。1945年10月，北洋大学校友会总理事长、国立北洋大学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王宠惠向教育部发出电函，将北洋大学的历史与贡献娓娓道来，提出“现在天津业已收复，恢复北洋大学为期已近，拟乞准早日恢复北洋大学”。迫于多方压力，次年1月，教育部下令在天津西沽原校址上恢复北洋大学。这一消息传出后，李书田激动万分，带领35名学生和两名教员，回到天津。5月下旬，李书田被任命为北洋大学教务总长，至此，盘恒在李书田心中八年多的母校“复校”之路终于走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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